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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日报5月29日电（记者 赵旭(zhàoxù)）古埃及与古中国，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璀璨夺目的四大文明(wénmíng)古国(wénmínggǔguó)里两大极具代表性的文明，宛如两颗并峙的巨星，照亮了人类早期文明发展的天空。 目前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(de)《金字塔(jīnzìtǎ)之巅：古埃及文明》自去年7月开幕以来，参观人数已超过200万，创下了全球单一票务文物展览的最高(zuìgāo)观展纪录。其中近七成(qīchéng)观众来自上海以外，多数专程前来一睹展览风采。 上海博物馆(shànghǎibówùguǎn) ”金字塔之巅：古埃及文明大展(dàzhǎn)” 现场（高尔强 摄） “这不仅仅是出于好奇(hàoqí)，而是一种渴望——渴望了解一个与我们同样古老、同样辉煌的文明。”策展人(rén)之一薛江如是说。“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两大文明，埃及与中国(zhōngguó)常被并提——无论是艺术的深邃与成熟，还是它们所体现的精神内核与价值(jiàzhí)理念。” 古埃及艺术所达到的高度(gāodù)，深深触动了中国观众。古埃及艺术充盈着象征性，承载着宗教信仰与哲思追求，中国古代艺术亦(yì)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如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商周青铜器，铸工精妙，纹饰繁复却不失(bùshī)灵性(língxìng)，体现出礼制体系与思想内涵的高度统一。 东周青铜重器物(qìwù)秦公镈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“两个文明皆诞生于大河之畔(zhīpàn)——尼罗河，以及黄河与长江。正是这些大河孕育(yùnyù)了各自的农耕文明，塑造了各自的文化，激发了人与自然(rényǔzìrán)之间深刻而持久的联结。”薛江说。 孕育了古埃及文明的(de)尼罗河 尼罗河(níluóhé)每年在夏季发生规律性的泛滥，主要源于其上游地区，尤其是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强降雨。这些雨水汇入尼罗河的支流——青尼罗河与阿特巴拉河，携带大量泥沙顺流而下。当洪水涌入尼罗河下游的埃及平原时，河水漫过河岸，淹没大片土地。随(suí)着洪水逐渐退去，泥沙随水流沉积(chénjī)在河谷两岸，形成一层厚厚的黑色淤泥。这种淤泥被称为“黑土”，富含矿物质、有机质和氮、磷等植物(zhíwù)生长(shēngzhǎng)所需的营养元素，使土地极其肥沃。正是这种“黑土”使得尼罗河流域(liúyù)成为世界上最适宜农业发展(fāzhǎn)的地区之一，也(yě)因此，古埃及人将自己的国家称为“凯末特”（Kemet），意为“黑土地”，与“红土地”（Deshret，指周围贫瘠的沙漠）形成鲜明对比。这一自然(zìrán)现象(xiànxiàng)不仅支撑了(le)古埃及文明的农业经济，也深深影响了其文化(wénhuà)、宗教和对自然的认知。 相较之下(zhīxià)，黄河(huánghé)(huánghé)性情多变，自古被称为“善淤、善决、善徙”，即容易(róngyì)淤积、容易决口、容易改道。黄河流域土质疏松，尤其是在中游黄土高原地区，水土流失严重，泥沙含量极高。每次洪水过后，大量泥沙沉积于河床，使黄河河道不断抬高，形成“地上(shàng)悬河”。因此，黄河泛滥极为频繁，历史上重大(zhòngdà)水患超过1500次，甚至多次改道入海，对沿岸百姓造成巨大灾难。 面对这一“九曲黄河万里沙”的自然挑战，中国古人并非一味征服、强控，而是发展出一套(yītào)“因势利导、疏导为主”的治水智慧。从大禹“导水归海(guīhǎi)”开始，中国就形成了“疏而不(bù)堵(dǔ)”“通而不塞”的治河理念，讲究顺应自然、水随地势。西汉时期的贾让提出“深沟高堤”与(yǔ)“分洪减灾”策略，北宋(běisòng)水利家潘季驯则强调“束水攻沙”，主张用堤防约束水流以增加冲刷力，减少淤积，体现(tǐxiàn)出技术与自然的精妙结合。 黄河治理也催生出庞大的(de)社会动员系统，如都江堰与引黄灌溉体系，不仅(bùjǐn)服务农业，还反映出古代中国“天人合一”“政通水利”的世界观。这种治水方式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，既体现(tǐxiàn)了“民为邦本(mínwèibāngběn)”的政治哲学，也体现出在面对自然灾害(zìránzāihài)时，中国人长期积累的韧性与智慧。 因此，尽管(jǐnguǎn)黄河与尼罗河在水文特性上迥异，但它们都塑造了两大古文明共同的信念：人应敬畏自然、顺应自然，通过(tōngguò)理解其节律与循环，实现(shíxiàn)可持续生存与社会秩序的延续。 “两个文明都强调(qiángdiào)对立统一——光明与黑暗(hēiàn)、秩序与混沌、天与地之间的平衡。”薛江指出。在中国，这一思想集中体现(jízhōngtǐxiàn)在先秦儒家经典《易经》中。 “对立统一(duìlìtǒngyī)”是《易经(yìjīng)》的(de)(de)核心哲学之一，其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阴与阳的互动关系。《易经》认为，世界万物皆由“阴阳”这两个相反而又互补的基本力量构成。阴与阳既相对立，又相互依存、相互转化，这种动态的、流动的统一构成了宇宙运行与生命(shēngmìng)演化的根本法则。 《易经》强调“一(yī)阴一阳之谓道”，“阳极则阴生，阴极则阳生”，即任何事物(rènhéshìwù)发展到极致，都会向其对立面转化。这(zhè)体现出“物极必反”的哲理，这与西方强调“对抗性”的二元对立是很不同的、 在(zài)古埃及，对立统一的理念则融于神话(shénhuà)之中。象征生命、再生、农业与秩序的奥西里斯(àoxīlǐsī)（Osiris）死后成为冥界(míngjiè)之神，而象征沙漠、暴力、混乱和毁灭的赛特（Seth）是奥西里斯的兄弟和对手。神话中，赛特杀死奥西里斯，使(shǐ)世界陷入混乱。但奥西里斯的儿子荷鲁斯（Horus）与赛特斗争并最终胜利(shènglì)，恢复了秩序。这一冲突-恢复的过程体现了自然的周期：死亡-重生、干旱-丰收的循环逻辑(luójí)，与阴阳的转化非常相似。 值得注意的(de)是：荷鲁斯虽然最终战胜了赛特，并成为埃及合法的统治者。但在大多数神话版本中，荷鲁斯并没有杀死赛特：赛特被(bèi)制服，要么被流放，要么被迫在太阳神拉的太阳船上服役，每晚帮助对抗混沌(hùndùn)之蛇阿佩普（Apep）。这代表着玛亚特（Ma’at，秩序）的恢复，并非通过毁灭混乱，而是通过压制(yāzhì)与(yǔ)平衡来维持宇宙秩序。 讲到混沌之蛇阿佩普（Apep），它是阳神拉（Ra）的宿敌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拉便(biàn)驾驭太阳船穿越冥界，而阿佩普则伺机吞噬他(tā)头顶的太阳圆盘，使世界陷入永夜。尽管拉每次都能将其击退，阿佩普却从未被彻底消灭。这场每夜上演的对抗，象征(xiàngzhēng)着古埃及人对宇宙秩序与混沌之间永恒斗争的理解(lǐjiě)——平衡并非静止，而是在持续(chíxù)的动态中维持。这一神话，凝聚着古埃及文明(wénmíng)深邃的哲学智慧。 古埃及神话中，名为阿佩普的巨大蛇怪是(shì)太阳神拉（坐船上(shàng)头顶代表太阳的圆盘者）的死对头（开罗埃及博物馆） 恰逢2025年为中国传统农历的“蛇年”，这一生肖在古埃及(gǔāijí)文化中也拥有深远的象征意义(xiàngzhēngyìyì)。 在图坦卡蒙的(de)(de)黄金面具上(shàng)，昂首的眼镜蛇代表(dàibiǎo)着下埃及的守护(shǒuhù)神瓦杰特（Wadjet）。约公元前3100年，在纳尔迈（Narmer）统一上下埃及之后，瓦杰特的眼镜蛇图案与象征上埃及的女神奈赫贝特（Nekhbet）的秃鹫并列于法老王冠之上，象征国家统一与神圣守护。 图坦卡蒙金面具，上饰(shàngshì)有(yǒu)眼镜蛇和秃鹫 开罗埃及博物馆 （法新社 Amir Makar 摄） 与之齐名的还有列涅努忒（Renenutet），一位主管食物与收获的女神，同时也是粮仓的守护者。在古埃及艺术中，她通常被(bèi)描绘为一条眼镜蛇，或是一位头戴眼镜蛇饰的女性神祇。由于蛇贴地而行，古埃及人将其视为与大地母性密不可分的象征——既代表繁衍生息，也与冥界相连。在王室(wángshì)陵墓(língmù)中，蛇的形象(xíngxiàng)常见于壁画与雕刻之中(zhīzhōng)，象征守护法老灵魂(línghún)前往来世的旅途。 “两个文明都极为重视统一、精神信仰(xìnyǎng)与死后的(de)世界。” 薛江指出，“古埃及人相信来世的辉煌永恒——墓葬是灵魂的宫殿(gōngdiàn)；木乃伊、护身符与《亡灵书》则共同守护亡者在冥界的平安通行。” 上海博物馆“金字塔之巅”现场展示的(de)木乃伊棺椁 （高尔强 摄） 古代中国人内心深处同样怀有对永恒不灭(bùmiè)的(de)强烈渴望，这份执念深深扎根于他们的文化与信仰之中。在长江下游地区(dìqū)，良渚文化（约(yuē)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）的遗存生动展现了这一渴望的物质体现(tǐxiàn)。考古学家在良渚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，如玉琮、玉璧和玉钺等，这些器物被视为具有防腐保身、助力灵魂通往永恒的神秘(shénmì)力量。 到了西汉时期，雕工细腻、气韵非凡的(de)玉龙和玉马同样作为陪葬品出现，承担起引魂升天的神圣职责(shénshèngzhízé)。 汉代墓葬出土的(de)玉龙（南京博物院） 一些学者认为，龙——中国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图腾——可能起源于蛇、鳄鱼，或两者(liǎngzhě)兼具，因为鳄鱼曾(céng)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。 在古埃及(gǔāijí)文明中，动物不仅是(shì)自然界的成员，更被视为神圣的存在。许多动物被赋予了(le)宗教意义，成为神明的象征、化身甚至载体。这一信仰深深植根于古埃及人对自然的观察和宇宙秩序的理解之中。 古埃及的许多神明都(dōu)拥有动物头部或直接以动物形象出现，这不仅是艺术表现形式，更(gèng)反映了他们认为动物拥有神圣力量或象征(xiàngzhēng)特质。比如象征天空、王权(wángquán)、太阳(tàiyáng)和远见的荷鲁斯（Horus）是鹰头人身；象征死亡、木乃伊和防腐术的阿努比斯（Anubis）是豺狼头；象征家庭、守护以及温柔(wēnróu)与激烈并存的巴斯特(sītè)（Bastet）是猫头或全猫形象; 象征智慧、书写、月亮的图特（Thoth）是朱鹮头（或狒狒）。母狒狒则同时也常常象征母性，而尼罗河谷的河马因其凶猛被认为能够抵御(dǐyù)邪恶，甚至被奉为女神。 这种人神(rénshén)合一的表现反映了古埃及人认为动物代表了自然力量的不同维度，而神明正是这些力量的集中体现(jízhōngtǐxiàn)。 同时，古埃及的动物崇拜(chóngbài)：不仅是象征，更是信仰实践。 在巴斯特女神信仰盛行的城市布巴斯提斯（Bubastis），猫被视为神圣之物，伤害猫是重罪。很多家庭会(huì)饲养猫以求神灵庇佑。在孟斐斯地区，活着的圣牛被视为冥界(míngjiè)神冥王皮塔的化身，一生受到王侯级待遇，死后举行隆重的葬礼。古埃及人对自然万物怀有深刻的敬畏和观察力，他们相信每种动物都具有(jùyǒu)某种超越人类的能力(nénglì)或本质：比如鹰能直视(zhíshì)太阳（荷鲁斯的天眼）；猫在夜间行动敏捷（连接(liánjiē)黑夜与神秘的象征）；朱鹮行为规律(guīlǜ)（图特的智慧与计算力）等等。 圣甲虫在古埃及文化(wénhuà)中象征(xiàngzhēng)(xiàngzhēng)永生，这主要源于其独特的生活习性及古埃及人的宇宙观。圣甲虫，尤其(yóuqí)是蜣螂科，滚动粪球并将其埋入地下作为(zuòwéi)幼虫的食物，这一行为象征“从废物中诞生新生(xīnshēng)”，寓意生命的循环与重生。古埃及人将圣甲虫视为太阳神拉（Ra）的化身，认为它滚动的粪球如同太阳在天空运行，象征光明战胜(zhànshèng)黑暗，生命永续。正因如此，圣甲虫形状的护身符广泛用于墓葬，作为保护亡灵顺利转世的神圣符号。 古埃及艺术(yìshù)的优雅与写实在动物形象的描绘中达到巅峰——艺术在此处(cǐchù)最直接地拥抱着生命。象牙制的马鞭柄呈现出奔跑中的马形；化妆盒仿照野鸭的造型(zàoxíng)；狮形石质滴水嘴既是装饰，也是建筑的守护神。 神庙壁画中动物(dòngwù)形象随处可见(suíchùkějiàn)，狮身人面像就是人兽合体思想的集中体现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人们选择饲养的动物往往带有宗教含义，甚至可能供奉在家中小型神龛(shénkān)中。而在丧葬文化中，许多动物会被制成(zhìchéng)木乃伊，与人类一同葬入墓中，以陪伴死者进入来世。 古埃及的动物形象——尼罗河和河马(hémǎ)和作为容器的水鸟 古埃及玻璃(bōlí)圣甲虫（陈中秋 供图） 古埃及社会以法老为(wèi)权力核心，由祭司、文士与工匠构成上层结构，农民与奴隶则处于社会底层。然而，在这套严密的(de)等级体系中，女性并非完全(wánquán)被(bèi)排除于权力之外。哈特谢普苏特（Hatshepsut）便是其中最(zuì)杰出的例证——她(tā)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位(dìyīwèi)以“国王”身份正式登基的女性法老，自公元前(gōngyuánqián)1479年至公元前1458年间独立执政。她修建了雄伟的代尔·巴哈里神庙，大力发展贸易，重启通往非洲邦国“蓬特”的远洋贸易航线，并维持国内稳定，被后世誉为最成功的女性统治者之一。 哈特(hātè)谢普苏特像（图源：Getty Images） 在中国古代，与哈特谢普苏特相对应的女性人物或可视为商朝晚期的妇好。她(tā)生活于公元前13世纪，是商王武丁的王后(wánghòu)。甲骨文(jiǎgǔwén)记载显示(xiǎnshì)，妇好曾多次率军出征，屡建战功，是已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性将领之一。她还主持重要的宗教祭祀(jìsì)，掌管(zhǎngguǎn)国家礼仪，并在国家政务中发挥关键作用。她的墓葬于1976年在河南安阳被发现，随葬品极为丰富，其中包括大量玉器，显示她在生前地位之崇高。 中国(zhōngguó)国家博物馆藏殷墟妇好墓出土商代玉人 “这些开创性的女性让我们得以窥见两大(liǎngdà)文明的风采——既有惊人(jīngrén)的共通之处，也展现出引人入胜的差异。”薛江说道。 今天，中埃(zhōngāi)考古(kǎogǔ)学家的持续合作，正(zhèng)不断深化两国的文化纽带。自2018年起，中埃联合考古队持续在埃及南部卢克索的卡尔纳克神庙群中，对孟图神庙展开发掘。2023年，上海外国语大学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牵头组建了(le)中埃联合考古项目组(xiàngmùzǔ)，对开罗以南萨(sà)卡拉地区猫神巴斯泰特神庙遗址出土的约(yuē)1000具木棺及相关文物进行整理、数字化扫描、影像采集与深入研究(shēnrùyánjiū)，并借助人工智能和数据库技术开展长期追踪研究与保护，最终将以阿拉伯文、中文、英文三种文字向全球发布研究成果。上海外国语大学埃及历史(lìshǐ)与艺术研究专家薛江博士，担任该项目中方负责人。 中埃联合考古(kǎogǔ)现场，右为薛江 此外，两国还联合提名中国白鹤梁题刻与(yǔ)埃及罗达岛尼罗米特遗址(yízhǐ)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。白鹤梁位于重庆奉节，是一块巨大的(de)水下花岗岩石梁，以密布其上的水文题刻闻名，记录了自唐代以来的水位(shuǐwèi)、洪涝与干旱信息，被誉为“中国古代水文年表”。而尼罗米特则(zé)坐落于开罗市中心罗达岛南端，是古埃及及中世纪用于监测尼罗河水位的重要设施，曾直接关系到农业(nóngyè)税赋与灌溉计划。这两处水文遗址不仅体现(tǐxiàn)了古代中埃(zhōngāi)文明对水资源管理的高度智慧，也为全球理解人类文明与自然关系提供了宝贵线索。 如今，一份古埃及—赫梯和平条约的复制品常年(chángnián)陈列于(yú)纽约联合国总部(niǔyuēliánhéguózǒngbù)。这份条约大约缔结于公元前1259年，被称为《卡迭石条约》，由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国王哈(hā)图西里三世签署，被广泛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现存国际和平协议。 《卡迭石条约》——人类历史上最早(zuìzǎo)的现存国际和平协议（薛江(xuējiāng) 供图） “联合国展出(zhǎnchū)的这份复制品，是外交智慧与(yǔ)人类对和平不懈追求的象征。古埃及与中国都高度珍视和平。”薛江说。 “古埃及和中国给予我们的永恒(yǒnghéng)启示是(shì)：文明不仅由石头与青铜铸就，更由远见卓识构筑。”他补充道，“两大文明都以独特方式探索生与死(shēngyǔsǐ)、权力与正义、自然与神性的关系，映照出人类最早的精神(jīngshén)追求。正如滋养它们的河流依旧奔腾，它们孕育的思想也将(jiāng)持续流传，生生不息。” 上博埃及展展览现场（高尔强 摄(shè)）